如果你在2023年觀看過諾蘭執導的電影《奧本海默》，想必對曼哈頓計劃已經有了相當感性的理解。要了解更多詳細的內容，有一部經典佳作不容錯過——《橫空出世：核物理與原子彈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該書原作出版於1987年，受到了曾參與原子彈研發人士的盛讚——真實還原了那段秘史。而它在今天仍被AI研究人員重讀，因為他們開發的技術也可能招致毀滅。本文為美國作家、普利策獎記者William J. Broad撰寫的書評。
[美] 理查德·羅茲 著；江向東 廖湘彧 譯；方在慶 譯校；中信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撰文 | William J. Broad
翻譯 | Bin
《橫空出世》（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部重要的綜合性歷史著述，栩栩如生地講述了把我們帶向核時代的人和機器的故事。本書不僅情節引人入勝、懸念重重，而且視野廣闊、內容深入，揭示了新的聯絡、見解和驚喜。整本書飽含細節和反諷：有浣熊皮大衣，也有東京大轟炸；有重水，也有諷刺戲劇；有專利權之爭，也有防曬霜（在1945年新墨西哥州沙漠那個黎明前的黑暗中，物理學家們抹上它，以免被第一顆原子彈的閃光傷害）。在廣島和長崎的餘火仍未燃盡時，甚至第三枚“小玩意兒”正準備投向日本。《橫空出世》不僅是20世紀這一關鍵事件的最佳概述，還深入分析了其對未來的意義。
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作家理查德·羅茲（Richard Rhodes）撰寫了一部全面且詳盡的作品，涵蓋了20世紀初原子物理學的誕生直至20世紀50年代二戰後“超彈”——也就是氫彈——誕生的歷史。這部作品詳細地描述了二戰期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蘇聯、日本之間一場秘密炸彈的製造競賽。具體來講，書中涵蓋了從科學發現、工業發展到武器設計和製造的方方面面，對每個方面的描述都清晰而又嚴謹。《橫空出世》不僅闡述了相關科學家和他們的科學發現，還描繪了他們所處的時代；20世紀上半葉的哲學與暴行震撼了世界，而書中展現了這些不同尋常的人是如何被它們塑造的。令人欣慰的是，作者避免了說教和末世色彩——這些往往會給核武器和原子主題的作品蒙上陰影。他也沒有指責性的言辭，書中沒有英雄和惡棍，引人入勝的情節中是一個個複雜的人。
這部作品最出色的一點是，透過大段的直接引述，讓書中的人物自己發聲。書中能有如此多的這種自我表達，要歸功於有關原子彈製造的大量文獻積累。羅茲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意識到挖掘這一龐大資料庫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些資料包括回憶錄、口述歷史、書信以及大量的解密政府檔案。整本書的參考文獻超過600篇。透過採訪在世的主要人物並訪問創造原子時代的重要場點，羅茲進一步充實了他的資料來源。這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很大程度上源於羅茲既不是科學家也不是科普作家，而是一位聰明的“外行”，這使他可以不受學科規範和設定的束縛；當然，它也得益於羅茲的小說寫作技巧。作為多部小說和非虛構作品的作者，羅茲藉助其傑出的寫作才能，找到了原子彈誕生故事中必然存在的深度和戲劇性，沒有屈從於任何將這段歷史小說化的誘惑。
多年來，陸續問世了一批有關原子彈起源的優秀作品。1958年，記者羅伯特·容克（Robert Jungk）出版了開創性的作品《比一千個太陽還亮》（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1962年，曼哈頓計劃的軍方負責人萊斯利·R. 格羅夫斯中將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現在可以說了》（Now It Can Be Told），聚焦這一專案與工業界的通力合作。1967年，記者史蒂芬·格魯耶夫（Stephane Groueff）全面的概覽式著作《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出版。1979年，歷史學家、物理學家斯賓塞·R. 沃特（Spencer R. Weart）出版了《科學家掌權》（Scientists in Power），重點介紹法國科學家的原子研究，並顯示出原子彈相關著作逐漸走向專業化的趨勢。1984年，歷史學家費倫茨·莫頓·薩斯（Ferenc Morton Szasz）的《太陽兩次升起那一天》（The Day the Sun Rose Twice）考察了使新墨西哥州中部沙漠首次原子彈試驗得以實現的一系列事件。
羅茲的書開篇於1933年倫敦的一個街角。35歲的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因那天早晨《泰晤士報》上的一則評論陷入沉思，他是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難民，逃離了納粹德國。這則評論說，解鎖原子中蘊含的能量的想法純屬“鏡花水月”。“西拉德跨出街沿，”羅茲寫道，“就在他橫穿大街時，時間在他面前裂開了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條通往未來的路。”西拉德的設想是，一種被稱為中子的亞原子粒子可以穿過將原子核聚攏的電勢壘，使其分裂，從而觸發一種鏈式反應，釋放出能夠用於工業或者戰爭的核能。儘管他當時並不知道觸發鏈式反應的具體方法，但西拉德仍然對它的可行性深信不疑，因此他為這一想法申請了專利，最終成為曼哈頓計劃背後的推動力量。
正如羅茲所述的迷人細節，物理學家自20世紀初就開始思考釋放原子中能量的可能性。1904年，物理學家弗雷德裡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注：192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在給英國皇家工程兵部隊的一次演講中提到了原子的潛力。索迪告訴在場的軍官：“大自然透過一根槓桿來審慎地控制原子釋放的能量，誰控制了這根槓桿，誰就將擁有一件武器，只要他願意，他可以毀滅地球。”此外，我們還從書中得知，正是索迪為H. G. 威爾斯1914年的小說《獲得解放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提供了靈感。在這部小說中，全世界的主要城市都被炮彈大小的原子彈摧毀。一些作家認為，是威爾斯的書啟發了西拉德。但羅茲的研究更為深入，他展示了現實、小說和那個早晨的報紙間的複雜作用，是如何使流落他鄉的西拉德成為第一個明確設想通往核未來之路的人。
書中有關原子彈歷史的另一項修正涉及愛因斯坦1939年10月寫給羅斯福總統的著名信件。傳統的觀點認為，是三位匈牙利難民物理學家——西拉德、尤金·維格納（注：196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和愛德華·特勒——說服愛因斯坦致信羅斯福總統，警告他德國可能製造原子彈，從而促使美國率先開始研發原子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羅茲以詳盡的細節展現了整個事件的全過程——是由華爾街金融家、羅斯福總統的朋友亞歷山大·薩克斯（Alexander Sachs）精心策劃的。根據書中的描述，當薩克斯去見總統時，羅斯福倒了兩杯白蘭地，遞給他的客人一杯，向他敬酒，然後坐了下來。羅茲寫道，薩克斯確信，科學家的言辭無法傳達出必需的緊迫感，因此他大聲朗讀的“不是愛因斯坦那封后來非常著名的信件，而是他自己寫的八百字的概述，這是提交給一位國家元首，有關使用核能製造戰爭武器可能性的第一份權威報告”。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羅斯福曾讀過愛因斯坦的信。這一細節的重要性在於，它揭示了科學家與美國聯邦政府關係的脆弱開端。在這場戰爭期間，物理學家們發現他們幾乎無法對原子政策的制定施加任何影響。
那段早期年代，就已產生了一些非凡的遠見。羅茲引用了一份英國政府1940年的報告，報告中暗示了後來被稱為“核威懾”的概念——基於相互毀滅威脅的國際剋制。“必須認識到，不會存在任何有效並且可以大規模使用的避難所，”這份報告在權衡應對納粹原子彈的威脅時指出，“最有效的對策就是利用類似的武器給予反威脅。”事實上，儘管德國已經戰敗在即，美國在其盟友英國的不斷敦促下，仍在不懈追求贏得核優勢。
書中最頻繁出現的人物是丹麥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尼爾斯·玻爾。因為他對原子結構的深入見解、他的人文主義精神以及對哲學的熱愛，玻爾備受同行推崇。1944年玻爾剛從歐洲的恐怖走出來，他來到新墨西哥州高山上的洛斯阿拉莫斯——開展原子彈設計的實驗室，為那裡的科學家帶來了希望。洛斯阿拉莫斯的資深科學家們一直在爭論原子彈製造成功將會引發的長期後果，隨著第一次核試爆測試的臨近，他們的疑慮在不斷增加。洛斯阿拉莫斯的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維克多·韋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後來回憶說，玻爾教導他們，“每個巨大而又深刻的難題都有它自己的解決辦法”。
即將迎來60歲生日的玻爾告訴他的同行，原子彈可怕的破壞力有可能會創造新的政治格局，從而為人類帶來福祉。他說，原子彈專案中的國際合作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最終可能發展成透過談判實現禁絕所有核武器的和平。但他也警告說，另一種可能是軍備競賽，許多國家都會加入其中，因為原子的秘密是沒有辦法壟斷的。玻爾指出，當各國試圖透過核武器謀求國家安全時，它們會矛盾地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安全，越來越接近毀滅的邊緣。羅茲記述了玻爾在1944年試圖向羅斯福和丘吉爾傳達這一資訊的努力。儘管羅斯福和丘吉爾都以各自的方式傾聽了玻爾的觀點，但早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他們就已經達成共識，決定保守原子的秘密，背後的目的是使西方得以壟斷原子彈技術。
1945年7月16日，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們聚集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黎明前的黑暗中。對於多年來有關原子彈的理論研究以及艱辛工作的結果，他們非常沒有把握。遠處就是第一枚原子彈。它的閃光如此明亮，羅茲在書中記錄道，“如果天文學家在觀察，他們可能會看到它從月球上反射回來，字面意義上的月光”。
在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摧毀後，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們透過遊說、勸說、發表演講和擔任政府職務來宣揚玻爾首先闡釋的觀點。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今天被視為極端保守派的愛德華·特勒也曾呼籲建立“世界政府”，並與蘇聯開展和平合作。
在1946年的一場畢業典禮演講中，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二戰期間的負責人J. 羅伯特·奧本海默說：“讓人類渴望和平並不需要原子武器，但原子彈是一個轉折點，使未來戰爭的前景變得不堪忍受。它引領我們走上了通往山口的最後幾步，山的那一邊是一個不同的國度。”
從原子彈誕生的傳奇歷程以及它作為武器發展所帶來的遺產中，人們可以汲取的道德教訓是，簡單地說，科學可能被用諸惡行，既然其誘惑無法抵禦，那麼就應該對其使用權加以嚴格的限制。然而，沒有哪個現代國家會因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將巨大的力量交到政府手中而對他們加以限制。因此，技術不可避免的進步使一些觀察家深感絕望。
羅茲從他講述的歷史中總結了不同的教訓。雖然他無法從科技的飛速發展中找到太多希望，也不認可當前追求“星球大戰”反導系統的努力，但他看到了科學作為社會變革推動者所蘊含的巨大潛力。
羅茲在這本書的尾聲中指出，科學在1945年首次成為一股強大到足以挑戰現代民族國家權力和權威的力量，而現代民族國家本身並非總是一個純粹向善的存在。羅茲指出，有合理的估計稱，各國在20世紀的戰爭和其他人為暴力事件中累計殺害了約1億人。然而在今天，儘管超級大國的核武庫足以摧毀一百萬個廣島，他們在世界事務中的力量和影響力卻大不如前。羅茲還指出，由於間諜衛星和其他監控核時代危險的技術出現，超級大國也被迫參與科學交流、談判和簽訂條約，其主權也在被削弱。
羅茲在這一切中看到了一線希望。即使曾經被用作執行恐怖的工具，科學有一天也可能催生一種超越國家的秩序。“我們文化中最重要的跨國共同體是科學，”羅茲在書中寫道，“隨著20世紀上半葉核能的問世，這個模範聯合體有力地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權力。這種對抗仍在繼續，並不可避免地存在致命的風險，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種遙遠但樂觀的前景。”
“我們面前那個仍未關閉的大門後的不同國度，是玻爾所設想的開放世界。”
本文由出版社供稿，經授權譯自William J. Broad, The Men Who Made the Sun Rise, The New York Times, 1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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