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在安史之亂以後被廣為流傳。後世文人對皇上重色、不問國事，任國家命運走向衰亡來進行批判。
因大唐帝國深受儒家思想“女禍誤國”觀念的影響，李商隱也曾在《華清宮》中流露出女色亡國的情緒。
然而，李商隱對“女色亡國”似有反思，因此他在《馬嵬》中並不是對楊貴妃直接進行批判， 而是把批判的矛頭轉向了唐玄宗。
那麼，李商隱的詩作是否真的反映了他對唐玄宗和楊貴妃愛情故事的真實看法呢？他的這種態度又揭示了什麼樣的歷史和文化意義？
藝術解構：先痛責，再深諷
李商隱以“詠史”的手法寫《馬嵬》，深受唐朝科舉制度的影響；當時科舉制度考核的內容，從純粹的詩詞歌賦到“出經入史識時務”，不再只是考核讀書人的文采，同時也考核其對歷史的瞭解。因此，李商隱所處的時代，令他沉澱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形成了析史思維，寫《馬嵬》這類“史風”作品也便信手拈來。
《馬嵬》的第一首詩曾談及安祿山叛亂，手下的軍隊逼得唐玄宗不得不賜死楊貴妃，這對唐玄宗而言，不僅埋葬了自己心愛之人，他曾對她許下的承諾也灰飛煙滅，不久之後玄宗抑鬱而亡。
在《馬嵬》之二中，李商隱使用了一句倒敘，兩句對比，一句反問，編織出整部詩嘆惋、譏刺的情感基調，具體體現為以下方面：一開篇就採用倒敘的手法，“海外徒聞更九州”，表現唐玄宗無法忍受陰陽兩隔，命方士到九州之外的蓬萊仙境去尋覓楊貴妃的魂魄。
楊貴妃在唐玄宗心中的地位無人替代，唐玄宗與楊貴妃的生命早已合為一體，自己心心念唸的人不在了，玄宗也便不在了。這是李商隱的設想，他從唐玄宗的角度來感受唐玄宗的心境，發願“他生未卜此生休”，想在未知的來世彌補這一世的遺憾。玄宗心中的無奈之感躍然而出。
第一處對比詩句：“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只聽見跟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禁衛軍中間傳出巡邏梆子聲，而不是宮中夜半報曉的聲音。他們流落在外，今非昔比，曾經宮中的生活，哪怕只是報曉人的傳唱此刻也令人懷念，更別說與楊貴妃夜夜笙歌、翩然月下、談情說愛的回憶了。唐玄宗想擺脫眼前的狀態，回到安然舒適的宮廷，卻落到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
第二處對比詩句：“此時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安祿山的軍隊已然駐足於馬嵬驛，永別已近在眼前。往事排山倒海地浮現，唐玄宗不禁想起當年在宮廷過七夕節時，還曾嘲笑牛郎織女一年才見一次面；如今，他們再也無法見面，連羨慕牛郎織女的資格也沒有，此乃最大的遺憾與無奈。
“笑”字體現出楊貴妃當年對牛郎織女的傲視與不屑，卻也天真爛漫：雖然大家都認為牛郎織女一年一次的見面，看上去是多麼的珍貴偉大，但是那又如何呢？我們天天都可以在這裡談情說愛，撫琴起舞，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豈不更令人神往？詩歌二、三句將馬嵬驛與宮廷往事放在一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凸顯了現境的悲涼。
李商隱既有嘆惋，又有諷刺———與其今日在此等著禁軍來處死楊貴妃，為何不在昨日好好治理朝政，安邦恤民呢？至少不用面臨今天這樣的分別場面。這都是因果報應，都是玄宗你罪有應得啊！諷刺之意，一句比一句意味濃重，批判口吻愈發強烈。這種批判不只是對唐玄宗無法保護心愛女子的批判，更多的是對其擔當意識的批判。
唐玄宗於一個國家，並無身為帝王應有的擔當，弄得家國不保，自己的幸福又怎麼可能把握？若說第二三句意在譴責，第四句則把唐玄宗諷至不如一個平凡老百姓——“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貴為天子四十八載，人人仰慕欽羨的唐玄宗，竟然有朝一日也無法享受平凡的人間之愛，連保護所愛之人的能力都沒有，只能任叛黨發動兵變控制自己的自由。作為一個皇帝，連家眷都照顧不了，還不如一個草民——草民尚可照顧妻小，簡直就是人間笑料啊！
中晚唐的政治憂患對李商隱的影響
杜牧、白居易、元稹所創作的李楊題材，均體現過“女禍亡國”的思想，並給予了深刻的批判。而李商隱創作《馬嵬》，其觀點與許多文人不同。
他沒有把問題推到楊貴妃身上，而是將整個社會的矛盾、李楊命運、時局動盪，以及玄宗對政治的無能、對家室妻小無法照顧，全都歸結為唐玄宗的問題，這與李商隱自身的境遇有很大關係——李商隱自幼喪父，隨母親返鄉生活，奈何家徒四壁，幼年要靠親戚們的接濟才能勉強度日，生活舉步維艱。
而身為的、長子的他憑藉過人的天資於十六歲因擅長詩文而得名，開成二年考中進士。彼時，李商隱渴望用一身才學為國效力，同時也改變家庭的命運，然而，當他進入朝廷做官不久就捲入了牛李之爭，遭遇排擠。李商隱的一生，生活在不得志的中晚唐時期，經歷了六位帝王在位。
當時社會矛盾重重，帝王頻繁更位。劉楓霞分析李商隱的悲劇命運時，評價李商隱“一生沉淪下僚，不曾參與上層政治”，就與當時的黨朋爭權奪勢密切相關。那個時期多少能人志士渴望為朝廷出力，但是，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專權三大毒瘤的存在，導致整個社會腐敗衰弱，彼時的文人生不逢時，抱負不得施展，怨言頗多。
安史之亂是大唐盛衰的分水嶺，命運的哀傷在李商隱的詩中有明顯體現。這一時期的李商隱，徒有一身橫溢之才，卻缺失存在感，陷入被社會拋棄的痛苦之中。李瓊英在探討李商隱的仕途苦旅時，就曾說，他活成了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
李商隱與楊貴妃命運的相似之處
剛入宮廷的楊玉環，是“清水出芙蓉”的佳人代表。唐朝鼎盛時期，楊貴妃以精湛的藝術才華，成為唐朝女子的代表。得寵期的楊貴妃，以其宮中的地位，成了“帝王女人”的象徵。但在安史之亂前後，又成了“女禍亡國”的典型。楊貴妃並沒有參與朝政，可最終卻被扣上了“女禍亡國”的帽子。紅顏薄命，實在冤屈。
本該人生如錦的楊貴妃，在動盪的時局之中玉殞香消，而青春正好的李商隱，枉有一身才學，本期望好好施展成為朝廷的有用之才，卻沒有生在和平的年代，沒有遇到有擔當的君主，被黨爭耽誤了原本無量的前程，才能不得施展，抱負破滅，落得以詩述志——一個是人死了，一個是心死了，楊貴妃與李商隱在這方面頗為相似。
說李楊故事是虛，寄自身情懷是實
歷史上，關於楊貴妃的題材，在唐代就有180多篇，大多詩歌都把李楊的愛情與政治繫結在一起，反映出因當時的政治所受到的牽連。
而李商隱透過李楊來諷刺帝王昏庸無能、貪慕享樂、女禍亡國，是對君王缺失擔當的抨擊。李商隱為何不批判楊貴妃，也跟此有關。在李楊的悲劇中，安祿山是中晚唐官宦爭鬥中的宦官典例，他把楊貴妃當成謀取政治利益的棋子，導致唐玄宗被逼賜楊貴妃於馬嵬驛之死。
在這一點上，李商隱對楊貴妃投以同情的目光——安祿山比楊貴妃大十六七歲，這個年齡差在古時候可以做楊貴妃的父親了。然而，天寶六年，安祿山厚著臉皮討好楊貴妃，《新唐書》（宋：歐陽修）卷246有云“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后帝……”安祿山心機叵測，認楊貴妃為“乾孃”，討得楊貴妃的喜悅，以至於公元751年在這個“乾兒子”的生日上，楊貴妃還為安祿山做“三洗禮”。
實質上，安祿山的野心，已經下意識地令他為日後蓄謀稱帝埋下了伏筆。他深諳楊貴妃受寵的程度是六宮之首，她一人得寵，家眷都蒙得唐玄宗的眷顧；為了得到唐玄宗的信任，野心勃勃的安祿山將楊貴妃當成了謀取地位與利益的工具。但在唐玄宗看來，楊貴妃只要一個眼神一句話，安祿山就能乖乖聽話；唐玄宗以為只要寵著楊貴妃，用不著親力管理朝政，大臣也會自然乖順臣服，國家就能自動安好。
然而唐玄宗親眼所見的寧靜與乖順，只不過是安祿山和居心叵測的奸臣上演的戲而已。他哪裡料到，隨著朝局形勢每況愈下，官宦之間鉤心鬥角、拉幫結派，終有一天自己都無法駕馭這一切。楊貴妃美到能令朝臣們順服，其實只是一個假象而已。在安史之亂中，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愛情終究受到安祿山的逼迫。楊貴妃為盛唐時期的一介稀世美人，卻也只有十幾年的好光景。
在李商隱看來，她的存在並不能對國家的命運產生多大的影響，在楊貴妃最得寵的時候，皇帝不上朝，完全把國事拋之腦後，只顧享樂，這一切的罪因，還在於君主對情感的自控力，與對國事的重視程度。因此，李商隱對唐玄宗的痛恨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李楊戀為導火索造成的安史之亂令唐朝由盛轉衰；另一方面是詩人身在風雨飄搖的晚唐，前程被時局所誤。
劉慧在探討李商隱眼中的唐玄宗時，也曾談到彼時的帝王“怠於政事的同時則放逸享樂”，貪戀美色，導致國家動盪不安，“盛唐開始迅速下滑”，致使晚唐的朝政以及國家的命運走向衰敗。試想唐玄宗思求上進，治國為重，任人唯賢，大公無私，李商隱興許就不會在半個世紀後無法施展才能，淪落成一介潦倒文人。李商隱為楊貴妃平反，是緣於對帝王的不滿；《馬嵬》既有對天子誤國的諷刺，也有對詩人懷才不遇的命運的抱憾。
因此，表面上看，李商隱在為楊貴妃鳴不平，其實也是在為自己鳴不平。因為他清楚地看到，“唐代的衰敗是從唐玄宗開始的”，他秉持對唐玄宗的“貶抑和譏刺”，一反“女禍誤國”的輿論，致使這首詩成了李商隱“譏刺唐玄宗最為警策的上乘之作”。詩人筆端發出吶喊：不把國當國的君主，不但會誤了妃子、誤了國之少年，最終還把自己給耽誤了——然而，李商隱不能直接批判當朝天子，只能借半個世紀前的唐玄宗來抒發自己對現世的不滿。
結論
李商隱的《馬嵬》之二首七律，之所以追責唐玄宗的過錯，正是緣於時代處境留給他的鏽跡斑斑的人生體驗。既有對君主的氣憤、失望，又有對楊貴妃同命相連的悲嘆，還有對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遺憾。
“說唐玄宗故事是虛，寄自身情懷是實”。深入李商隱所處的政治環境，方讀出詩歌中既恨、又痛、還遺憾的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