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以宋仁宗的一生為線索，講述了北宋皇帝趙禎治下風起雲湧的朝堂故事。（資料圖）
吳錚強掉進了寇準的“坑”裡。在一般的歷史敘述裡，寇準的形象耿直敢言、忠心可鑑，他直諫宋真宗北上御駕親征，最終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為遼宋兩國百餘年的和平奠定了基礎。
然而，歷史學者吳錚強在宋代正史的背後，發現了另外一個寇準。正史中描寫的澶淵之盟中的宋真宗膽小如鼠，幾乎是寇準拖著真宗御駕親征，在前線，也是寇準神機妙算，一直喝酒賭博，最後把仗打贏了。“這些情節是虛構的，親征本來就是真宗自己提出來的。”種種關於寇準的正面事蹟，吳錚強幾乎都找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
順著寇準的線索，吳錚強發現關於宋朝的各種史書，就像電影《盜夢空間》裡的多重夢境，讓現代讀者迷惘其中而不知身在幾重。“宋朝歷史的掩飾與虛構是從歷史發生的那一刻就開始，然後經歷了好幾手不斷掩飾與重構的過程。”他說。到了明代，時人編撰了關於宋史的通俗讀本《宋史紀事本末》，“把原來混亂的掩飾與重構系統化、清晰化、定型化了”，這也導致長期以來，很少有人透過宋朝留下的原始歷史文獻去還原，而是依據已構建過的史書去認識那段歷史。
其中最典型的掩飾，就是宋代的宮鬥。寇準形象的變異，也與真宗、仁宗兩朝的宮鬥密切相關。吳錚強認為，中國古代其他的大王朝，如兩漢、魏晉、隋唐、元明清，宮廷政治的基本面貌大致還是清楚的，宮廷政治本來就是理解這些王朝歷史的基本路徑，“研究唐史不知道玄武門之變、韋后之亂，研究漢史不知道諸呂之變、巫蠱之禍，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這些常識的現象，在宋史中卻變得非常特殊，“傳統史書給人的印象，宋朝已經擺脫了類似的宮廷政治現象，《宋史》中還專門強調，宋朝已經沒有呂武之亂那樣的后妃干政現象，更沒有漢唐那樣的宦官干政現象，其他武人、外戚也被排除在核心權力層之外，好像宋朝的宮廷完全是按照儒家的倫理規則在運作似的。”
“一方面覺得有些胡鬧與悲哀，另一方面也有些讚歎與興奮。”吳錚強說，讚歎是因為宋明之際士大夫以理學理想構建出的宋史敘述，其誤導性竟然可以如此成功；而興奮，則因為這給今人的宋史研究留下了巨量的空間。
吳錚強寫出《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一書，專門講宋代宮鬥。他要讓本應在王朝歷史中舉足輕重的宮鬥，從層層遮掩的史料中顯影，讓讀者至少可以從深層的夢境往更上一層夢境推進。他不揣摩官家的心事，但官家的種種幽微心事，順著他對史料的爬梳，變成了一種合乎歷史情境的推理。
重點不是“宮廷政治”而是“研究”
南方週末：你在書中說，“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宋史”，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說法擴大，在帝制時代的中國，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古代中國歷史？
吳錚強：帝制時代的中國，宮廷政治具有普遍性，存在於官僚制的權力體系中。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會講豪門家族的遺產爭奪、上市公司的股權爭奪，或者最近發生的國內某主播相關事件，社會上都會理解為宮廷政治，這不只是一種比擬，還是類似於把官僚制的概念泛化為社會學概念的一種理解。
“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宋史”，這裡的重點詞不是“宮廷政治”而是“研究”。“宮廷政治”對任何中國王朝及其官僚制組織都同樣重要，但是對於宋朝來說，有個特殊問題就是必須要重新“研究”。《宋史》甚至把斧聲燭影（太宗篡位）描述為太祖禪讓，好像研究宋朝的歷史只要關注士大夫們的政治理想就可以弄清楚了。所以這句話的關鍵，不是在說宮廷政治本身重要——這是常識，而是說研究有多重要，因為長期以來不受重視，也沒有弄清楚。
關於北宋政治家寇準的種種歷史記載都有不同的故事版本，吳錚強發現，寇準的真實形象和正史相差很大。（視覺中國圖）
南方週末：你之前說寫作宋代宮廷史是受到林鵠關於寇準的觀點的啟發，你現在認識到的寇準的形象和正史中的寇準有哪些不一樣？
吳錚強：寇準後來諡“忠愍”，他與王欽若形象的忠奸對立後來成為敘述宋朝這段歷史的主要脈絡，但我現在認為，這種脈絡完全是出於特定政治目標構建起來的，脫離了真實的歷史情境。
我本來是想梳理一下如此荒唐的寇準形象是如何構建起來的，然後就掉下巨坑了，我原來以為對寇準的虛構就集中在澶淵之盟，哪裡知道他一生所有的重要事件其實都存在問題。這些事情真的一言難盡，我這裡講另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就是乾祐天書。史書上講這是真宗引誘寇準乾的，寇準不管是否樂意，反正都是寇準被動上乾祐天書。我重新梳理後發現，上乾祐天書最初完全是寇準主動的，涉及宮廷重大的政治鬥爭，而且是在真宗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同時也是真宗晚年寇準與劉皇后激烈政治鬥爭的序幕。
南方週末：如果寇準的真實形象和正史相差那麼大，那為什麼宋代官方要塑造這樣的寇準形象，為此甚至不惜犧牲掉真宗的形象？
吳錚強：籠統地講，這是抽象計程車大夫政治的問題，因為真宗不但崇道，而且臨終前將權力交給了劉皇后而不是寇準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這是士大夫階層完全不能接受的。後世士大夫試圖構建士大夫主流的宋朝政治史，就必須塑造士大夫階層抵制真宗澶淵之盟、崇道、劉太后專權的形象，真宗形象就必須犧牲掉了，否則體現不出士大夫的偉岸來。當然這種敘事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應該說直到明朝才定型，這個過程非常複雜，還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釐清。
要講中國的原始史料比西方少，這是偏見
南方週末：宋代士大夫熱衷於掩蓋宮廷政治，很大原因是你提到的儒家理想的驅使。但就像你在論文《寇準謀廢東宮考》裡的推測，宋太宗三子奪嫡與唐太宗擇儲的情節和權力結構有相似之處， 且宋太宗、劉娥問鼎權力時對唐太宗、武則天有意無意的模仿……是否這些特定的事件觸發了宋代士大夫“超越漢唐”的心理，激發了他們掩蓋歷史的動機?
吳錚強：對的，我認為宋代士大夫超越漢唐的心理，首先是針對宋帝無限崇拜漢唐的心理。這在王安石與神宗的對話中非常明顯，神宗抱著崇拜的心理問王安石，唐太宗如何，意思是自己能不能成為唐太宗這樣的偉大君主，他沒想到唐太宗直接被王安石鄙視了。至於掩蓋歷史，是帝王與士大夫雙重作用的結果，帝王要掩蓋具體的作為，士大夫要構建士大夫主導的歷史敘事。
掩蓋歷史的另一個至今沒有認識清楚的問題，就是把熙寧變法理解成王安石變法，好像是王安石指導神宗變法，我個人相信王安石沒有這麼厲害，是神宗選擇王安石執行他的變法計劃。這個掩蓋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既要為神宗推卸責任，又要構建士大夫政治，還要重新肯定變法，這是三個不同時期對歷史的構建。現在我們對熙寧變法的理解，其實是建立在這種層疊構建的基礎上的，很多討論還在構建中打轉，還沒有接觸到歷史實相的層面。
我很喜歡用“盜夢空間”的比喻：如果所謂的歷史研究陷入了層層疊疊、無窮盡的反覆構建之中，甚至無從判斷自己身處盜夢空間的第幾層次，那就必須隨身配備一枚區分真幻的陀螺。然而這樣的陀螺並不存在，從夢中醒來的機會已經永久喪失。理論上講，還原到第一層夢境仍有可能，也是極限——這應該就是構建的邊界。歷史研究的第一層夢境，可能就是可以利用的原始史料。史料不再是醒夢的陀螺，或許甚至不是第一層夢境，而是尚未毀滅、最淺的第n層夢境。
南方週末：關於史料有一種說法，日本、歐洲的史料性質，如教堂檔案、鄉村檔案、寺社文書，和我們的編撰過的史書完全不一樣，於是很多人說中國的原始史料不夠豐富，你怎麼看？
吳錚強：傳統所謂的中國人的歷史意識， 是指一種政治意識，即以治理國家為核心的歷史編纂傳統，這和現代歷史研究根本是兩個觀點，這是事實。但要講中國的原始史料比西方少、中國的史料不可靠，那我就完全不同意，這是偏見。金文、漢簡、甲骨文、敦煌文書都是原始史料，明清就更不用說了，我自己就是專門研究龍泉司法檔案的。宋代的原始史料也很豐富。
但我更想說的是，這都不是重點，關鍵是如何利用的問題。你說宋人編的《宋大詔令集》是不是原始文獻，跟原始檔案有區別嗎？問題是，這種材料很常見，學者也反覆引用，但是好像沒有研究出什麼新的局面來，這才是大問題。宋朝不是沒有原始文獻，而是研究宋史的學者可能還沒有充分的原始文獻的意識，總是受制於後來構建的敘事框架，哪怕是原始文獻，也只是從中摘尋幾點材料去填補後來的敘事框架，沒有利用原始文獻整體上重建歷史認識的意識。我覺得這是最大的缺陷，當然也是最大的機會。
為什麼沒有想過依據《宋大詔令集》本身構建一個歷史敘事體系呢？要知道《宋大詔令集》完整呈現的宋代，和一般被接受的比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能根本不一樣。《宋會要》、宋人別集也是同樣的情況。用我前面盜夢空間的比方，現在對宋史的認識可能是在第五、六層夢境徘徊，有些人努力還原到第四層，有些人甚至還想再製造出第七、八層，但宋代的史料，至少有大量可以還原到第二層的，可以還原到第一層的原始史料絕對數量也不小。前面的工作是海量的、極具挑戰性的。
影視劇《大宋宮詞》的故事背景是真宗時期宋廷的皇權之爭。（資料圖）
我不揣測歷史人物的心理
南方週末：你把宋代宮廷政治分為皇帝時期、皇太后時期，太上皇時期和權相時期幾個階段，這是依據某種內在的演變邏輯，還是隻是給政治形式的一種命名？
吳錚強：寫作時這個分期主要是從形式上去講的，但這種形式不是沒有實質意義。如果對歷史的理解總有一種線性發展的固定思維，就非常有侷限性，這個思維在宋朝宮廷中未必成立。
形成宮廷政治四個階段的整體脈絡比較複雜。皇后、太后是皇權最核心而且合法的補充，貫穿於整個宋朝。皇太后從來沒有缺席過宋朝的宮廷政治，宋朝垂簾聽政的皇太后除了真宗劉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與神宗向皇后，南宋時還有哲宗孟皇后與高宗吳皇后。北宋後期，太后垂簾聽政現象並不是完全延續，但這階段的皇后無論成敗都有模模擬宗劉皇后的衝動。從這個角度講，后妃參與政治可以說是宋朝始終存在的現象。
太上皇政治從徽宗開始，到寧宗朝結束，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和宋金戰爭相始終。宋金戰爭中，皇帝為推卸戰爭責任而退位為太上皇，這是太上皇政治形成的真正動力。徽宗退位後逃到南方，很明顯是要推卸抗金的責任；高宗是在完顏亮侵宋失敗後退位，很明顯他也不想再承擔抗金的責任。但兩人退位後，並不是完全就不干預政治了。把這個時期稱為太上皇政治沒有問題，這是非常特殊的現象。
寧宗朝之後出現了權相政治。太上皇政治的長期延續勢必導致皇權本身的衰落，所以寧宗繼位本身是與後宮、權臣聯合的結果。按照一般的理解，王安石、秦檜二位權相是屈於皇權之下的皇帝代理人，而南宋後期的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是皇權的實質操控者。但我有一些新的理解：這兩者的區別未必有想象的那麼大，韓、史、賈也未必是皇權的操控者，或許他們也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南宋後期權相政治的實質，是帝、後、相三者聯合掌權的權力模式，皇帝未必大權旁落，皇后或太后仍深度參與，可能只是拿權相作為南宋屈辱政治的遮羞布。
南方週末：帝、後、相的聯合專政模式，涉及皇帝的微妙心理，書名是“官家的心事”，其中是否涉及心理史、感覺史等新的史學研究方向？
吳錚強：心理史、感覺史，這個概念在寫作時是不強烈的，書名是後來取的。坦率地講，我儘量避免揣測帝后相的心理。但書名沒有不合適，我不揣測歷史人物的心理，不代表他們沒有複雜的心理活動，事實上我相信只要把他們所處的複雜的宮鬥局勢描繪清楚，他們可能經歷何等複雜的心理活動，其實都是可以想象的。
士大夫會罵皇帝，但也不能把皇帝怎麼樣
南方週末：無論是皇太后、太上皇或權相，其實都是對皇權的某種分享，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是不是可以說，只要保證士大夫所享有的那部分權力，他們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皇權的實施者並不是皇帝本人？
吳錚強：這個問題很有趣。具體來講，宋朝士大夫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抵制真宗劉皇后垂簾聽政時過度膨脹而形成的，並且透過依附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第一次實現了所謂計程車大夫政治。然後，史彌遠專權時，宋理宗將道學確立為正統思想，所以史彌遠雖然受到道學的非議，但他的專權某種程度上就是士大夫政治本身。但外戚韓侂冑專權時有慶元黨禁，韓侂冑與士大夫集團應該說是對立的。士大夫對太上皇也是如此吧，抵制徽宗、高宗，而將希望寄託於欽宗、孝宗，但過宮風波中士大夫似乎站到了太上皇那邊。所以這麼理解我覺得是有相當道理的。
南方週末：你提到，士大夫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抵制真宗劉皇后垂簾聽政時過度膨脹而形成的，這個結果為什麼可以被鞏固下來並形成傳統？宋代計程車大夫政治在歷代王朝中確實走得更遠，很多學者從社會文化角度來分析這個現象，但從宮廷政治的角度來看，開啟士大夫政治是否也是歷史的偶然？
吳錚強：士大夫政治的概念是分好幾個層次的。第一個層次，儒學成為選官固有的標準，這個傳統東漢就確立了，事實上在政治層面，我認為宋朝計程車大夫政治並沒有超越東漢，甚至可能是倒退的。這就涉及士大夫政治的第二層，即士大夫掌握“道統”，指導皇帝統治天下，這是宋儒提出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構想，現在很多人從這種意義上去理解宋代士大夫。對此我個人認為有兩點是非常明確的：一、這個構建確實存在，在朱熹那裡，就是余英時說的朱熹的皇極觀；二、這個構建從未成為現實，朱熹一提出這種觀念就遭到朝廷的嚴厲打擊，所以這樣計程車大夫政治只存在於構想中，不存在於政治現實中。
那程朱理學後來被扶植為正統思想，為什麼不能說這種構想沒有變成現實？非常簡單，皇帝接受這套思想是有條件的，就是皇帝宣告自己掌握道統，在儒學的領域皇帝成為士大夫的領袖。我認為這個過程在南宋已經成型了，特別是宋理宗。宋理宗已經確立程朱理學的正統思想，以前我們認為宋理宗無能，這只是一種籠絡、粉飾的手段，現在我覺得這麼看太簡單了。其實宋理宗已經明確宣稱自己是道統的繼承者了，我意識到這一點還是因為宋畫的研究成果，當時畫了一套聖賢像，有幾幅現在還儲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伏羲、堯、禹、湯、武的臉，其實畫的是宋理宗本人的臉，而這個畫像上有宋理宗的題贊，這個題贊又是宋理宗確立程朱理學為正統的核心舉措。
宋明計程車大夫政治與漢唐計程車大夫政治，在君主專權這一點上沒有區別。在社會結構的層面上，東晉南朝的門閥士大夫階層的力量比明清士紳階層大多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終結果，其實是要求皇帝接受理學那套東西，這是新的現象，但權力結構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看到典型的宋明士大夫政治，就是儒臣動輒跟皇帝吵架，說皇帝的言行不符合理學的標準，但吵架不過是吵架而已，士大夫是會罵皇帝，但也不能把皇帝怎麼樣，而且皇帝當然還是要收拾你的。
膾炙人口的傳說故事“狸貓換太子”即取材自真宗時期後宮奪權的歷史。據吳錚強觀察，后妃參與政治是宋朝始終存在的現象。（視覺中國 圖）
南方週末：宦官在歷代宮鬥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在書中也著重描述了王繼恩在太宗繼位時的行跡，但總體來說，宋代宦官似乎並沒有像漢唐那樣走到前臺。宦官作為皇權的重要支撐，很難想象他們在宋代宮鬥中的作用如現存史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小。宋代的宦官是否也是一個被史料嚴重遮蔽的群體？
吳錚強：那當然。但沒有走到前臺，並且被刻意遮蔽了。舉個例子，仁宗大喊“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這個張茂則，後來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持傳位哲宗時有這樣那樣的小動作，在朝臣與高太后之間進行溝通的還是這位張茂則，你說有多重要？但是這位張茂則，在主流的慶曆八年政變中是沒有出現的，我都把這個給忽略了。事實上，張茂則當時就在現場，而且他是第一個衝進殿中的，說實話我讀到這種材料都會覺得可怕，藏得太深了，陰謀太多了。
士大夫是遮蔽的主要原因，士大夫會去宣揚他們嗎？當然我們仍要承認，宋朝沒有宦官之禍，也沒有宦官掌握政權、扶立皇帝的現象，但宦官本身是皇權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皇權的直接延伸，他們參與宮廷內外政治是必然現象。皇權本身不需要隱蔽宦官，在宋朝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我相信宦官是一點都不隱蔽的，史書上才隱蔽了，書寫與實際場景可能會產生極大的落差。
南方週末：宋代宮廷政治晦暗不明的原因，除了宋學的興起影響到歷史的價值觀之外，是否也和宋代官修史書制度過於成熟有關？
吳錚強：這是一方面，但這是修史制度過於成熟還是不成熟就不太好描述。自從唐太宗破壞了皇帝不干預修史的傳統，宋朝皇帝就完全肆無忌憚了。但麻煩的是有些問題不是官方史書造成的，官方寫的還正常一些，有些謠是士大夫在筆記、小說裡造的，再後來就用士大夫造的謠取代了官方史書的敘述。結果用一些更假的記載取代一些比較假的記載，反而還顯得很真實了，因為名義上是在糾正錯誤嘛。
南方週末：宋代的宮鬥雖然激烈，但也可以看到，宋代宮鬥很少如前代那樣出現大規模流血事件。
吳錚強：激烈與殘暴是兩回事情，我呈現的是激烈。相比其他朝代，宋朝的宮鬥文明得的確有點小清新。偷偷下毒、只做不說等等，比直接打內戰文雅多了。
唐宋變革不是古代史上本質性的變革
南方週末：前些年流行的宮鬥劇是否反映了宮斗的某種歷史真實？你覺得一部能傳達歷史真實感的宮鬥劇需要具備哪些特質？
吳錚強：因為皇權政治的重要側面是宮廷鬥爭，所以人們熱衷於透過宮鬥劇理解王朝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是反映了某種歷史真實，那還是要依據宮鬥劇本身的內容。現在的宮鬥劇基本上是虛構的，王朝歷史往往只是隨意按上去的一個外殼，當然不能反映歷史真實，甚至是對真實歷史的純粹誤導。
如果侷限於純粹的歷史劇，我只能舉出一部，就是阿城、孟憲實編劇的《貞觀之治》。如果再舉一部未必是純粹歷史劇但引人入勝、傳達歷史真實感的劇集，那就是凌力原著、劉恆總導演的《少年天子》。這些都不是純粹的宮鬥劇，但宮廷政治是其中非常核心的內容。這些劇集都是由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參與制作的，這是成為優秀的宮鬥題材歷史劇的根本條件，相比之下後來那些純粹的宮鬥劇，如果把它們完全作為另一種劇集型別我並沒有意見要發表，我沒有認真看過《甄嬛傳》，但休閒時饒有興趣地看過《延禧攻略》，那個劇挺吸引我的，但我絕不將其與歷史真實做任何聯絡。
最近有一部被捧成神劇的作品《大明王朝1566》也涉及宮鬥部分，這部劇我也非常喜歡。我個人判斷，這部不算是歷史劇，應該歸類為古裝故事劇，雖然朝廷部分全部採用了歷史人物，但具體故事還是虛構的。
如果範圍不限於中國古代王朝，美劇《紙牌屋》是我比較重視的一部宮鬥劇，對於認識當今美國政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相比之下《權力的遊戲》反而要遜色。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影片雖然有非常明顯的缺陷，我根本不認為是優秀的電影作品，但導演嘗試對宮廷政治相關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釋，還是挺有趣的。我想舉的例子是陳凱歌的《刺秦》與陸川《王的盛宴》。還有一部歷史劇集我小時候看過的，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但後來再也沒有片源可以看到的，就是郭寶昌導演、張豐毅主演的《淮陰侯韓信》。
南方週末：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唐宋變革”的討論是學術論爭的焦點之一，很多學者都有精彩的梳理。“唐宋變革”這個議題如今是否還有討論的餘地？比如從宮斗的角度來看，唐宋之間會有怎樣的演變？
吳錚強：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有很大侷限的。首先，唐宋之際當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沒問題，但這不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本質性的一次變革，我個人看來，唐宋變革遠比不上商周之變、周秦之變、宋元之變，大概與漢魏（南北朝）之變可以相提並論吧。其次，現在好像把唐宋變革理解成老外誇獎我們的一個話，這個有極大的誤會，李約瑟誇宋朝科技多發達，是要說宋朝後科技就沒有希望了，日本人講宋朝近世說也是同一個意思，他們誇宋朝是為了貶低明清，從而貶低中國歷史。我不想把話說得太重，但就是這樣，所以我有時不理解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唐宋變革說”。
南方週末記者 王華震
責編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