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金）的一處銅礦。
臘月三十，北半球的冬季即將進入尾聲，赤道以南悶熱的雨季還要綿延一個多季度。一北一南，我和我爸各自過年的地方。
來自商務部2023年的訊息顯示，2022年中國企業共向境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5.9萬人，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54.3萬人。54.3萬人中，就有我爸。
他今年52歲，2024年是他第二次在剛果（金）過春節。過去兩年，他和一兩百個中國人、六七百個當地人一起，住在一個我至今不知道詳細地址的銅礦廠裡，他的工作內容是選礦裝置安裝。
無論是金礦、鐵礦還是銅礦，對一處新開採的金屬礦山來說，球磨機、烘乾機、分級機、浮選機等都是必需的機械裝置，它們能利用物理作用將大塊礦石破碎成微粒，再將需要進一步加工的金屬分離。負責將一塊塊鋼板、鐵板從無到有地切割、拼接成選礦裝置的工人就是安裝工。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的老家是山東招遠，打我記事起，家鄉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產黃金，縣城內外，閒聊間人人都能講幾句聽說或是親歷的與黃金開採有關的訊息。2014年，原國土資源部還在網站上發文，稱萊州-招遠整裝勘查區是世界上第三大金礦區。
生長於斯，從學徒開始，我爸做了二十多年安裝工。這些年裡，他工作的內容不變，工作的地點卻離家越來越遠。
記得我上小學時，我爸在縣城西南邊的幾家工廠打過工，這些工廠離家不過幾公里遠。沒幾年，我上了初中，他開始“背井離鄉”，先是周邊的縣市，再是國內的其他省，常常一去就是幾個月甚至一整年，再往後，出國成了常態。
空間距離拉長，讓見面成為奢望。時間久了，親戚朋友都已習慣——逢年過節我爸總是個不在場的人。我也一樣。很多時候，我只能大概記得他在地球的哪個位置，有時是南亞，更多時候是非洲，至於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甚至哪一片土地，我總是弄不明白。
但我知道，異鄉的日子一定不好熬。隔著中國和剛果（金）之間6個小時的時差，影片電話裡，我見過他和其他人一起坐在三輪車車廂上，吹起的黃沙讓人睜不開眼；我也聽過他用簡單的英文單詞同當地工人溝通，詢問一個問題處理後“good還是不good”。
正如每一個農民工都不是自願離開故土一樣，我爸也是一樣。
今年過年，工地宣佈放假兩天，又給每個人發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和一把糖，在山東，這是過年時各家必備的小零食。通影片電話時，我爸說了好幾次，“想回去，真不想再在這待了”。只不過，每次決定要出國時，他總是這麼說，“不出國怎麼辦？在家沒有活幹。”
“裝置賣到哪，我們就去哪幹。”像是候鳥必須隨著季節遷移，行業變化給了我爸不得不走的理由。
在國內，我爸去過河南、四川、江西、新疆、內蒙古等地。那是2009年《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釋出之前，“綠色礦業”和“2020年基本建立綠色礦山格局”的要求目標還未被明確提出。
在一份由自然資源部研究員葛振華署名第一作者的論文中，我查到了一個數據：受到我國經濟強勁增長和全球礦業經濟持續景氣的影響，以中、西部地區為主，國內私營礦山數量在2005到2009年間穩步增長，到2009年達到7.6萬個。而我爸去工作的這類私營礦山，絕大多數規模都不大。
環境保護和安全整治扳開了第一條道岔。
“過去一個小選礦廠採購的裝置，每天的生產量也就是百十來噸，300噸、500噸都算是大裝置，這樣的企業規模小、效益低，不會拿出很大一部分資金用於環境保護或是者安全生產，但是這些年環保和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企業要幹，只能做大。”慢慢地，我爸經手的礦山裝置設計生產量增加到了每日3000噸、5000噸，甚至上萬噸。
2019年，國務院安委辦正式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做好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非煤礦山工作。不過在此之前，我爸和他的工友們已經發現，一眾產能落後，環保、安全不達標的小型礦山開始被逐漸清退了，“即便是裝置需要整改和長期維護，也用不了這麼大體量的工人”。
出國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2010年，我爸第一次出國務工，去了蘇丹的一處中方援建專案，“中國花錢，提供裝置，負責安裝除錯，再進行人員培訓，等到能生產了，中國人就都撤了，後面的生產就不關我們的事了”。
但近幾年，中方同時負責投資、設計、製造、施工、運營的“出海”方式已成為新的趨勢。剛果（金）的那處工地也是如此，專案經過全球招標，中國企業中了標，除了常規的生產和人員培訓，在那裡開採出的銅還會優先以市場價賣回國內。
對雙方國家來說，這是雙贏的生意。而對我爸這樣的安裝工來說，儘管沒人負責“五險一金”，但雙倍工資還是讓出海工作看上去更有價效比，“畢竟在國內工作也回不了家”。
只是，生活和情感總是矛盾的。
大年初二，一個剛回國不久的工友又問他工地上還缺不缺人，他想再回去了。
南方週末記者 蔣敏玉
責編 錢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