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23年，圖書市場出現了不少以職業群體為標籤的寫作。我們得以透過快遞員、保潔員、外賣員等群體的視角重新審視附近的世界。
在保潔員春香眼中，城市寫字樓裡的電梯很像礦井的升降梯。
工作日的早高峰，像螞蟻一樣的人群擠進電梯，電梯上升，一層層把他們運到各自工位；下班時間，電梯一層層下降，他們又一個個回到城市的家裡。春香記得，煤礦的升降梯也運送礦工，只是方向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去地面上。每到下班時間，電梯裡出來的年輕面孔總讓春香想起煤礦上那些臉被煤灰染黑的年輕人，他們的眼神裡都有相同的疲憊。
2020年9月，52歲的春香與60歲的丈夫，從秦嶺南麓的一座小縣城“上”了女兒小滿所在的城市深圳，坐了一夜火車。夫婦倆在這座超大型城市找了份保潔員的工作，與女兒小滿、女婿餅乾，合住在一個不大的房子裡，每月月租6000元。
時隔多年，母女再次同處一個屋簷，藉由工作走進了彼此的另一個世界。每天母女兩人下班回家，做保潔的春香總會用方言講述一天的見聞。透過母親的眼睛，在大廠的小滿發覺，看似有序運轉的都市生活與城市節奏背後，那些被有意或無意隱去的現實，以及一座時刻保持乾淨的城市，是如何透過一群人的過勞在艱難維持。衛生間裡的現實與寫字樓的光鮮映照，構成了今日生活的集體隱喻。用春香的話說，我們都是“掛在樹杈上的人”，有相似的來處和懸而未決的歸途。
小滿與春香將各自的觀察匯合，寫成了《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在這本書中，她們除了是彼此的“女兒”和“母親”，也是兩個工作中的女性。在日常的瑣碎和日漸模糊的生命史間穿梭，她們互相批判，卻也彼此捍衛；互相怨恨，卻也彼此牽掛。女兒小滿稱這是母女間“重新連線”的機會。
《我的母親做保潔》，張小滿 著，光啟書局，2023年11月。
農曆新年到來前，我們在深圳見到了小滿一家。經由這次連線，我們得以窺見兩代人之間的縫隙，也透過另一個群體的視角，補全對自身境遇的理解。
如果不做保潔，春香可能是天生的記者。
在女兒小滿的印象中，即便當時母親來到深圳已經快三年，她仍對周遭環境的變動有著敏銳的覺察。“有天傍晚我們一起上電梯，住在同一層樓的男人也在同一趟電梯裡。出電梯後，母親小聲說‘他連續三天都帶不同的女人回家’。”
小滿當時很驚訝，這些細節她從未留意過。不僅如此，就連隔壁鄰居家幾口人、家庭感情如何，以及彼此有怎樣的矛盾，“我們剛搬來這裡不到兩個月，她就都搞清楚了”。這種向外的好奇心與分享欲，是連曾在媒體工作過的小滿都自嘆不如的。
春香只念到小學三年級，不會普通話，也認不全一本書裡的所有字，來到深圳後才學會用輸入法拼字。但這些都不影響，或者說阻擋她去感受並觀察這個世界。2020年9月，52歲的春香在縣城找不到工作，在女兒的建議下，來到離家1500公里之外的深圳。她不會用導航，只能在租房附近的商場或寫字樓找了份保潔的工作。在深圳，幾乎所有的保潔和綠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歲左右的中老年人承擔起的。
來到深圳後的一年365天，春香有約330天是早上6點40出門，她需要在7點前到達做保潔的大樓。這段不長的路程裡，她可能會遇到推車賣早餐的攤主、制服上寫著“物業”的年輕人、剛剛輪班結束的環衛工人、早起遛狗的人，以及更多跟她一樣去往不同地點做保潔的阿姨們。
保潔員的工作並不簡單。春香要完成她的工作，需要用到將近30種工具。漂白水用來去異味，碰上口香糖之類的殘留要用水刮子，除此之外還要用到氯水、化泡劑、塵推油、化油劑、天那水等各種複雜的清潔劑。春香說大多數公司不會提供足量的清潔劑，但還要求她們做到同樣程度的清潔。這些是許多人無從知曉的、關於這個群體的細節。
不過，在春香的講述中，這些並不是全部。
春香也在看這個世界。她提起因工作做不出來、躲在廁所隔間“避難”的公務員、扶著洗手檯乾嘔的懷孕的職場女性；她也看到過年輕女孩工位下越掃越多的頭髮，以及流水線上打工人被電腦“吸進去”的樣子。
當某家公司宣告破產，從寫字樓退場清空時，她看到過落地窗外擦玻璃的“蜘蛛人”，細長的繩子垂吊著。再往遠處，有人在對面商場頂樓的游泳池游泳、有人在對面小區的陽臺晾衣服、也有人在樓下的花壇修剪綠植。
“在這些喘息的間隙，母親看到了她保潔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映象。”女兒小滿在後記中寫道。她想把母親做保潔的經歷寫成一本書，起初並不希望母親的故事引發過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透過總是處於城市邊緣的保潔員群體，我們也能看到自身的處境。很多時候，關心“他者”的命運，也是在關注我們自己。
得知訊息時，春香一度覺得女兒在開玩笑。可在看到白紙黑字的出版合同後，春香又開始擔心女兒違約被罰，而自覺做起了這場寫作的“監工”。於是，她成了這本書中的主角，成了背後的作者，也是每份草稿的第一位讀者。新書出版後，媒體報道、讀者留言陸續湧來，這些都是春香此前未曾有過的體驗。我們的聊天即從這裡開始，從母女間的複雜連線反觀書中故事的核心。
此外，每一次當大眾印象中的底層勞動者發出聲音，都會引發更廣泛的討論。讀者既驚喜於他們敏銳的觀察和新鮮的視角，又共情於他們漂泊的處境。這種寫作漸成風潮的當下，我們也與小滿聊到了這種趨勢之下潛在的擔憂。所謂底層寫作呈現的是多大程度上的“真實”？在小滿看來，一旦這類寫作缺失了個體性，而流於純粹的職業畫像，我們便可能會陷入另一種更為曖昧的“宏大敘事”。
張小滿，陝西商洛人，長居深圳。曾為記者，先後在《深圳晚報》《新週刊》從事深度報道工作。非虛構寫作愛好者，現為大廠女工。
一本關於“保潔員”的書，
大部分保潔員不是讀者
新京報：這本書出版後，您和女兒一起參加新書活動，見許多陌生的讀者，會緊張嗎？
春香：（咧嘴笑著擺擺手）不緊張的。到深圳之後我見的人多得很，一天就見“成千上萬”人。我做保潔經常得和人打交道，還經常見“大官”。
張小滿：有次在蛇口，一個國外讀者來到分享現場。那個外國人是個德國小哥（記憶可能有偏差），好像是《瑞士日報》駐中國的記者。這個小哥中文還可以，我媽媽第一次和外國人對上話。她那天非常開心，覺得這是可以回老家和那些舅媽們“炫耀”一下的。
小滿和母親春香在參加新書分享。（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一起上班的保潔員們有聊起過這本書嗎？
春香：她們不看的。大部分保潔員都是不識字的，我還算年齡小的，剩下的都是比我大得多的。丟人嗎？我覺得都是掙錢，不丟人的。今年我做的這棟樓，一棟樓就有八十多個保潔員，你說全深圳要用多少這號人（這樣的人）？
張小滿：你注意到她的用詞沒？她說的是要“用”多少人，她潛意識是把自己當作深圳的材料，在用的。
新京報：聽說您陸續讀完了楊本芬的幾本書、還有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這些書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春香：那個小夥子能吃苦，知道節約、省錢。他寫的都是他之前打工的經歷，雖然掙不到太多錢，但就是埋頭堅持寫，人很務實。書裡有的部分深刻一些，念不通我就跳過去了，比我女兒寫的書還難一點兒。我女兒寫的大部分我都認得，不認得基本上也能猜得到。
張小滿：（笑）因為那是你自己的生活啊。
春香在客廳看書。（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來到深圳這些年，您留意到這座城市有哪些變化？
春香：樓下那個店鋪，一年裡換了四家店。一開始裝修好開門，賣菸酒，賣了還沒有一個月就歇業了。後來又來一家飯店，沒多久也關門了。之後又開始賣菜，賣西瓜、賣水果，那個店也沒開多久就沒錢了。現在又變成藥房，開到現在。你看之前我在寫字樓做保潔，一整層樓都裝修好了，連椅子都是新嶄嶄的，就是沒有人。
新京報：對之後的生活有怎樣的期待？
春香：今年我55（歲），60（歲）以後都不很好找（工作）了。身體好了不怕，我要身體不好了，她（小滿）又想要個娃娃，我就不做了。
張小滿：（起身離開）你又把人生規劃附加在我身上。
春香：老家要是沒多大事，就慢慢做；要是有事，就還要回去。
張小滿：他們每次離家和回家，都非常慎重。回家待一個星期，不算回家。從家裡上深圳來，也很有儀式感。他們都覺得如果要上深圳來，就一定要待幾年再回去，不然划不來。
母親，也是另一個工作中的女性
新京報：上野千鶴子曾描述說，“母親和女兒”之間的關係不僅受到母親能力的影響，也與女兒自身的能力息息相關。隨著你的自我意識的出現，以及母親的日漸衰老，你們之間的關係經歷過哪些變化？
張小滿：的確是這樣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上學期間母親給我打生活費時，總會在錢到賬後的下一秒打來電話，反覆強調這個錢是他們的“血汗錢”，再三叮囑“不能亂花”。儘管相比於同村的父母，他們當時在打錢上算是很捨得的。或許這些話是出於家長身份的“教育”和“提醒”，但它會讓人有很大壓力，或者說“愧疚感”，有點像老闆交給你一個東西，但他不太放心。
那時，我很少亂買東西，但偶爾出門買點什麼時，我都會下意識在付錢後趕快跑。有段時間，我還要給我弟分配錢，有些像代替了母親的角色，像個“大家長”一樣。於是我在剛上大學時，就有很強烈的要經濟獨立的意識。
隨著我們在深圳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這種關係的天平開始有些傾斜。大概到了2017年前後，母親因為之前幹活太拼，腿疾復發，她覺得自己幹不了重活，沒法再掙錢了。那年她一直臥病在床，體重升到了快160斤。
其中有段時間，她幾乎天天給我打電話，在電話裡哭，希望我回去幫她處理後續的事情。語氣中很脆弱，但這種脆弱又夾雜著很複雜的“威脅”意味，會讓人產生道德上的“愧疚感”。那年我回去後，第一次發現原先那個有著很強控制慾、又很兇悍的媽媽，因為身體的病痛，會變得如此軟弱。
我回家後帶她去醫院，醫生囑咐她安心靜養。沒承想剛有些好轉，她又偷偷去找工作。什麼時候我會知道她又去工作了？就是你給她打影片電話，她永遠不敢接，都調成語音。當你發現後，她會像個犯了錯的孩子一樣，先不斷道歉，但下一次她還是會這樣做。
直到後來，當我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處於強勢方時，我們的相處模式變得更加微妙。母親搬到深圳後，我偶爾打趣地“逗”她，問她“家在哪裡”，她總是說“家在商南”。她不覺得這裡也是她的“家”，比如我們都在家裡時，她總是待在自己的房間，洗完澡也會把用過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間，洗乾淨的衣服晾在衣架最邊上，連我們買的菜她都吃得很少。
有時她也和我爭，但那些爭吵大多沒有實際意義，我依然養貓，也依然沒有生孩子的計劃。本質上，我意識到我是強勢的那一方，她改變不了什麼。這說起來也有些難過。
小滿和母親春香。（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我很好奇，在你們的過往經歷中，是否曾有某些時刻讓你覺得，除了“母女關係”之外，你們之間也產生過其他的聯結？
張小滿：這些年，母親逐漸會和我分享許多與女性生命週期相關的私密體驗。比如她會說起自己似乎進入更年期的症狀，也會聊絕經的感受等。自從來到深圳後，她更多地觀察到我和丈夫的相處，她會私下裡跟我講她和我的父親是如何相處的。那一刻我會覺得，母親是把對面的我當作另一個女性在聊這些話題。
不過，這種感受也是複雜交織的。母親偶爾會在我和丈夫發生爭執時，不分青紅皂白地站在女兒這邊，指責丈夫說：“我女子（女兒），什麼都不圖你的”。這時，她似乎依然是當年那個會在工地上和包工頭打仗的強悍母親。
在談起工作時，母親則會堅持讓我不要放棄工作，“不要手心朝上，問男人要錢”。也正是因為工作，我和母親之間建立了新的連線。我在大廠的工作和她做保潔的工作本質上有些相似，且我還深度參與過她的工作。於是我才逐漸感覺到，當我們從工作的視角切入母女關係時，是非常不同的。
她會和我分享她對白領的觀察，比如寫字樓裡某個懷孕的女性靠在衛生間的牆上，想吐又吐不出來；由於大樓衛生間沒有凍奶的地方，有些哺乳期的媽媽會先擠奶，然後再去樓下把它們凍起來；還會有公公婆婆午休時把嬰兒抱到樓下，有的女性就趁這個空當給孩子餵奶……這些都不是來自一個母親的視角，而是另外一個工作中的女性帶來的。
另外，當我們談論母女之間這種女性層面的連線時，往往更多關注母親如何逐漸將女兒視作一個獨立的女性看待，而忽略了作為女兒的一方是從何時起意識到，母親也不只是“母親”的？自從母親來到深圳後，她依然延續了此前在家中承擔的事務。
週末當我們還在休息時，母親會很早起來拖地、偷偷把泡在盆裡的衣服洗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會把這些行為當作“母愛”，當作“理所當然”，但當我深度參與她的工作後，我會覺得我在“剝削”她。她也上了一週的班，我並不希望她做這些。為什麼曾經的我會把這些等同於“母愛”呢？
“這種對‘真誠’的渴望，
讓我覺得恐懼”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這場（與來處）和解的背後是意識到以母親為代表的“他們”也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我們”。透過那個“被遮蔽的世界”，你對與父母一代看似境遇不同的這一代人的處境，有哪些新的理解和感觸？
張小滿：我想先談談母親這代人。他們大多成長於高度的城市化變革當中，而又都是這之中被甩掉的那一批人。他們會普遍以家庭作為組織整個生活的中心，用苦力換錢，養大孩子，爭取把子女送進城裡。他們總是習慣性安慰自己，等到孩子大了就好了，等到孩子工作了就好了，可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工作”的打算。
但這代人的孩子其實很少如預想中那樣，能夠爭取到更好的生活，實現階層的上移。即便兒女找到了所謂的“好工作”，也還是受工作的奴役，隨時可能被拋到主流生活之外。到頭來，還是無“岸”可上。母親對生活的拼命“算計”，與今天年輕一代害怕留在原地的恐懼是相似的。
我們時常覺得，年輕一代正生活在巨大的撕裂中。其實，這種撕裂有很深的根源，即便是在保潔員群體內部，也存在不平等與分化。有天母親說起，他們那新來了一個掃大樓外圍廣場的保潔員，之前是當兵的。母親猜測到大概是上世紀的基建工程兵退役，於是熱情詢問人家，“子女都在哪裡”“你也租房住嗎”，結果對方說起他（在）深圳有五套房，留給女兒兩套，兒子兩套，自住一套。
當時就把我媽震驚了。再比如書中提到的茉莉花阿姨，她是母親以前的班組裡唯一一個在深圳擁有一棟樓的，且兒子唸了北大。上世紀八十年代，她與丈夫來到深圳，靠開賓館起家，後來買地皮蓋了樓房。據她說，之所以來做保潔，是為了把時間填滿，好讓自己沒空去打麻將輸錢。雖然都是做保潔，但他們當中的確有人抓住了時代的紅利。
餅乾（小滿的丈夫）：這些記錄最先引發的就是年輕人的共鳴。當我們每天衣著光鮮地走進辦公大樓，進入這個看似有無窮多選擇的時代裡，結果卻被一個保潔員阿姨戳破了。她看到我們被電腦吸進去的樣子，在廁所“避難”的時刻，以及在椅子下掉了一地的頭髮……這些可能曾被我們忽略了，而當她敏銳地發現這些時，我們突然意識到，原來真實的境遇是這樣的。
新京報：你在之前的採訪中提到過，想把父親的日記整理出來。春香也在後記中寫，大學沒畢業時，你曾和她說想把老家寫成一本書。近年來不少非虛構作品都越來越傾向於直面作者本人的真實經歷，不迴避談自己，並從第一人稱下的附近描寫代際、地緣、城鄉等議題。你會怎麼看這種寫作趨勢的出現？
張小滿：首先我想說的是，這種寫作風潮此前就已經在歐美等地出現過，只不過我們現在走進了這個階段。甚至很早就有精英群體用親身切入底層的方式，去呈現自身經驗，如：《工廠日記》《我在底層生活》等。當故事的主人公開始書寫自己，表達具體感受，而不是作為被觀察的客體出現，我想這裡面也有一種奪回屬於自己的敘事權的覺醒在裡面。
米蘭·昆德拉甚至曾評價說：“如果人人都能寫作，這個世界上可能就沒有文學了。”因為那將是一個缺乏傾聽和共鳴的世界。而在我看來，與其探討這種從個體經驗出發的寫作能否形成一種真正的風潮，不如先反思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了我們將真實呈現出來的渴望？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真實是更加魔幻的。回顧文學的歷史，當宏大的聲音不被信任、很嘈雜時，往往是這種寫作受到關注的時候。
不少讀者覺得這類作品的難得之處在於真實。但我偶爾會想，書中呈現的真實，是真的真實嗎？它可能更像是被切割的真實，是真實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而書之外的生活其實是更加困難或魔幻的。但至少時隔多年回看，這些作品能提供一種記錄，比如新冠疫情期間的保潔員是如何工作的，普通中國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是真正的“微觀史”。
春香用輸入法在手機上記下的日記。每隔一段時間，小滿都會幫春香謄抄整理一遍這些文字，修改其中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受訪者供圖）
除了“真實”之外，“真誠”是這些作品的另一個標籤。但這其實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文化迷思，即一種對語義透明度的過分渴望。一方面，當我們過分渴求某個東西時，難道不是恰恰說明這個社會太缺乏這種東西了嗎？但另一方面，這種渴望也讓我覺得恐懼。當我在寫作時，並沒有以“真誠”要求過自己，只是在如實地描述而已。
在這樣的迷思之下，假使某天讀者發現那些“真誠”的寫作者使用了一些文學技巧時，可能就會指責他們失去了“真誠”，並希望他們仍像從前那樣毫無保留地展現生活，甚至變成一個“透明人”，這是非常危險的。畢竟長期以來，文學從來不是以“真誠”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
餅乾：這種“真實”的匱乏可能也與我們所處的資訊環境有關。有位同事在看完後說，現在的年輕一代工作之外的時間大部分被短影片填滿，但時常讓人覺得看遍而無所獲，看了很多，什麼也沒留下。他覺得這類紀實作品能讓人抽離出來，看到一些生活的不同維度。
新京報：這種“真實”可能引發的另一種擔憂是，讀者所謂的“真實”究竟是快遞員、保潔員這一群體被真正看見的“真實”，還是隻是我們從各自的視角中解讀出的自身處境的映照？如果是後者，那麼其實不論這一群體書寫是否正在成為一種趨勢，這之中個體的主體性、他們的生命經驗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些經驗，這些仍然是不可見的。
張小滿：我寫這本書一開始沒有抱著希望保潔員這個群體被看到的初衷，我想胡安焉大概一開始也不是要讓快遞員這個群體被看見才寫作。我想，我們寫作是因為我們想寫，有想表達的東西。“被看見”是這本書出版之後的一種結果，這個結果不是作者所能控制和決定的。
春香在擦玻璃。（受訪者供圖）
我們都只是在講個人的故事，切身的經歷，一種個人經驗感受，或者說選擇。當這些被籠統地貼上某個群體性的標籤時，那麼不論這個標籤指向的是否是曾被公眾忽視的一群人，它都可能會稀釋個體的主體性。
我想這些內容之所以能打動一些人，不是因為他們的群體身份，而是因為我們能從中看到那麼立體的一個個人，他（她）對周遭世界的觀察以及他（她）複雜而幽微的內心。如果這類寫作缺失了這種個體性，流於不同職業群體的畫像，這樣的故事是經不起時間檢驗的。我們也不過是從一種“宏大敘事”，走向了另一種“宏大敘事”。只不過後者更加隱晦、也更加曖昧。
我觀察到，儘管這本書是關於保潔員這個群體的，但大多數保潔員並不是這本書的讀者。但會有一些讀者反饋，她把這本書買給了也在做保潔的媽媽，也叫“春香”的媽媽。
此外，現實生活中其實很難透過一本書就推動保潔員境遇的改變。讓我感到溫暖也有些心酸的是，很多讀者留言說，以後會注意，比如下次喝奶茶會倒乾淨，他們會對自己提出一些道德層面的自我約束。可是，我們社會中這些問題的解決，難道竟然需要靠一本書達到的共情，靠自發的良心或者道德來推動？
作者/申璐
編輯/荷花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