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派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對寒山的推崇，使寒山的形象深深嵌入當時的美國年輕人心中。（視覺中國圖）
中國古典詩歌漂洋過海，被譯介至西方，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在西方受到追捧的中國古代詩人，和在國內的地位大體相當，但其中有個特例。
寒山，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上毫不起眼的詩人，遠涉重洋之後，在彼岸竟一躍成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名家。
這位中國詩人衣衫襤褸，長髮飛揚，舉止隨性，其詩不拘格律，生活也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們感到和他氣味相投。寒山及其作品傳入美國，成了戰後“垮掉一代”的偶像。
寒山詩在美國的流行，主要歸功於斯奈德和凱魯亞克。前者的功勞在於翻譯了24首寒山詩，1956年出版。這些詩歌對於後者影響甚大。憑藉小說《在路上》被奉為“垮掉一代”精神寫照的凱魯亞克，在1958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達摩流浪者》，講述的是兩個熱情洋溢的青年追求真理與禪理的故事，其實寫的就是現實中的兩人——凱魯亞克如何傾聽斯奈德翻譯寒山詩、講述寒山精神，最後在寒山精神引領下前行。小說卷首標明：“謹以此書獻給寒山子。”經他的傳播，寒山的形象深深嵌入當時美國年輕人的心中。
譚夏陽長期研究中國古詩在西方的傳播，他發現與杜甫等大詩人作品的譯介不同，寒山作品的譯介經歷了去粗存精的過程。“他之所以成就了一個經典的地位，是因為這些翻譯家選擇了他部分很棒的詩歌，又翻譯得很棒，他的形象就凸顯出來了。這是一個甄選的過程。”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然而，詩人們在國外讀者眼中的形象，也難免經歷誤讀，如同他們的詩作，在西方譯者筆下，顯現出不同程度的變形。
瀟灑落拓如李白，便在海外遭到過一些非議。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深受王安石對李白評價的影響，在論文中總結，李白平生嗜好美酒與女人。在韋利眼裡，李白時常醉酒，意味著對理性的拋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更是濫殺生靈，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1934年，留法學者徐仲年出版法語專著為李白“喊冤”，在《李白研究》中，他指出李白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喝酒是為了驅趕憂愁，這些愁緒包括對於時間的遠逝、人性的脆弱、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傷懷。而後，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深入理解李白的天才與性情。
關於“中國詩在海外”的論題，國內外諸多學者有過關注和研究，但僅限於漢學研究層面，枯燥艱深，離普通讀者距離較遠。初中時，譚夏陽讀到一篇文章，講述的是馬勒《大地之歌》交響曲與七首中國唐詩的故事，讓他留下深刻印象。但當時他怎麼也沒想到，二十多年後，自己會就這個話題，在大量論文專著中爬梳，最終寫成帶有科普性質的《李白來到舊金山》。
李白的詩歌傳播至海外後，曾遭遇過一些非議，後又被重新正名。（視覺中國圖）
中國古代詩人的海外形象
由於風格鮮明，李白最先並持續受到歐美詩界的關注，是流傳最廣的中國詩人；而杜甫作為中國詩歌史上繞不開的名字，也在西方有一些傳播，但侷限於漢學家和詩人群體，並沒有“出圈”。
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就有傳教士錢德明用法文寫下杜甫小傳，介紹至西方，他將杜甫寫成一個很有趣而無大用、忠君愛國卻遁世逃名的詩人。20世紀上半葉，也有不少杜詩譯本傳入歐美，但其中充滿了誤傳和隨意的翻譯。直到1952年，華人史學家洪業出版了一部較為全面的研究著作《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才讓杜甫在英語世界中的面目清晰起來。
在海外，許多人透過美國詩人王紅公對杜甫的翻譯，才辨認出杜甫的偉大。譚夏陽認為，這比認識到李白的浪漫與天才更為深刻。
王紅公沉浸於杜詩長達三十年之久。1956年，他出版《中國詩百首》，其中杜詩有35首，佔了最大比重。在他看來，杜甫在某些方面的偉大甚至超越了荷馬與莎士比亞，更加自然、親切，此外，他關心普通人的命運和處境，語言也十分直接。
在翻譯杜甫的《對雪》時，王紅公將最後一聯“數州訊息斷，愁坐正書空”直接改寫為：“人們到處只是在悄聲低語，我焦慮於詩文的無用。”對家人的思念，轉化成了思考戰亂中的文化存亡。美國詩人簡·赫斯菲爾德曾回憶她讀這首詩時的感受，正是王紅公譯詩中創造性的部分觸動了她：“詩裡頭說，他把酒杯打翻，燒木材的爐子也冷了，他感到憤慨。他說‘沒有人會記得我，我這一生沒有價值，文字也沒有價值’……因此，那首詩深深打動了我。”
王紅公對杜甫的翻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早期英美意象主義詩人對中國詩的膚淺認知，將杜甫的艱難苦恨化作詩人的普遍命運。
與李白相似，白居易自20世紀初開始便在國外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其通俗淺白的詩風，令跨文化的閱讀難度降低，由此擁有了大批讀者。韋利被譽為英譯白居易第一人，在他眼中，白居易勝過李杜，是中國古代最好的詩人。美國漢學家霍德華·列維是繼韋利之後，又一位白居易的狂熱推崇者。他花費八年時間，完成四卷本《白居易詩歌翻譯》，此後再也沒有翻譯過其他漢語詩歌，可謂“情有獨鍾”。
在眾多應和白居易的詩歌裡，美國詩人詹姆斯·賴特的作品格外深入人心。在《冬末，越過泥潭時，想到了古中國的一個地方官》中，他引用了白居易《初入峽有感》中的“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作為全詩的題記。此詩作於白居易自江州遷忠州之時，表達了他對自己懷才不遇境況的無奈與感傷。
一千多年以後，賴特站在波濤洶湧的密西西比河岸邊，同為孤獨的旅人，他遙想起中國古代詩人白居易曾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賴特對白居易的身世背景瞭如指掌，這份異代神交的情誼，已超出對其詩歌才華的欣賞，更多的是一種性情與品格上的契合。
法國《世界報》曾評選出十二位“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界偉人），蘇軾是其中唯一的中國人。評選者認為，蘇軾其人“le lettré incorrigible”——法文為“不可更改”，對應中文，則“不可救藥”更貼切。評價主觀色彩強烈，浸潤了對其百折不回的讚歎。
然而，與唐代詩人相比，宋代詩人在西方受到的關注要小得多。即便是蘇軾，也不例外，他的四千多首詩詞作品，被翻譯至西方的合計不到三百首。而杜甫詩全集，早在1930年代就有了德文版本。
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的興起，女作家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從1966至1989年，美國先後出版了四部李清照作品的翻譯全集。其中以王紅公和鍾玲合譯的《李清照全集》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但這本書中的譯作和註解多有臆斷，比如稱“愛情詩裡鞦韆具有一種性愛的意味”，將這位女詞人勾勒得相當肉慾，對其作品中抒發的家國身世之感不夠重視。
三十多年後，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重構了一個接近本來面目的李清照形象：在那個衣冠南渡的動盪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無懼譭譽，爭取個人的婚姻自由，並在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憑藉自己的作品傳世流芳。
電影《冷山》改編自查爾斯·弗雷澤的長篇小說，弗雷澤曾經歷“垮掉一代”和“寒山熱”，在小說扉頁上的題詞引用了寒山的詩句：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資料圖）
“詩歌的翻譯讓他變了，更加有味道了”
中國詩的流行與兩次美國現代詩運動密不可分。
1910年代，以龐德為代表的一批詩人、譯者，因不滿於維多利亞時期浪漫主義的感傷情調和無病呻吟的詩風，在詩壇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正是在此時，他們發現中國詩歌裡的形象思維，與他們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他們以翻譯中國古詩作為改良文學的思想武器，以此形成了意象主義革命，提倡使用鮮明的意象來表現詩意，並把詩人的感觸和情緒全部隱藏到具體的意象背後。
1950至60年代，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興起。與第一次關注中國詩句法和意象不同，本次“中國式”詩人更加傾心於中國詩蘊含的“禪”與“道”，他們希望深入中國美學的核心，尋覓治癒精神創傷的良藥。這次中國詩的影響更為廣泛，持續時間也更長。
中國詩歌對西方現代詩的影響是多層次的。詩人斯奈德早年在山中參禪寫作，對大自然體悟甚深，堪稱寒山的異代知己。他在發表寒山譯詩一年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砌石》。其中一首名為《八月中旬在蘇竇山瞭望站》的詩，不像是一首英文現代詩，反而接近中國古典詩的現代譯文。在句法形式上，全詩無定冠詞，只有兩個不定冠詞、兩個謂語動詞，最後三行連主語都沒有，看起來不像英語；在立意和情境處理上，則與寒山的一首詩十分相似。
“漢學家很頭痛的一點，就是中國詩歌很多時候沒有主語，沒有單複數，沒有時態。”譚夏陽分析，中國詩歌經過海外譯介產生了化學反應，“在這種過程中，讓英語有了變化跟改動，讓它更加直接化，它沒有主謂賓的這種東西了。他們以前一定會很規矩的”。
漢語新詩對古典詩歌遺產的繼承，是個複雜而微妙的問題，不乏聲音認為，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的創作是兩個正規化。然而，若將視野擴大至國際範圍，便會發現，中國古典詩歌不僅影響了他國的詩歌創作，也藉由基於譯詩的再創作，反哺了本國的現代詩歌。在宏觀層面，龐德、斯奈德、威廉斯這些沉浸於古漢語詩歌的意象派詩人對漢語新詩的影響明顯；在微觀上，一首中國古典詩歌，從他者的解讀中，綻放出煥然一新的光彩。
在書寫謝靈運的章節時，譚夏陽親自將幾首譯詩回譯為中文，這使他感到謝靈運“從國外‘回來’之後，好像變了一個人”。謝靈運的代表作《過白岸亭》最後一句，“未若常疏散，萬事恆抱朴”，美國漢學家薩姆·哈米爾譯為，“但不適合我，我選擇了從世界的憂慮中/解脫出來。我選擇了簡單。”
對於哈米爾的翻譯，譚夏陽擊節讚賞：“像這樣的詩句，放在現代詩的語境裡，同樣顯得非凡不朽。”在這個意義上，謝靈運和寒山相似，在海外被挖掘出了現代性，“詩歌的翻譯讓他變了，更加有味道了”。
類似的現代化處理於海外譯詩中迭出不窮。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翻譯杜甫的《春望》，將“城春草木深”一句譯為“三月的綠色海洋，覆蓋了街道和廣場”。儘管古代中國沒有“廣場”，但現代的城市有，這樣的翻譯優點在於，使譯詩獲得了一種可觀、可感、可觸控的現代性，對於當下的，尤其是跨文化的讀者來說，更為有效。
杜甫給美國詩界上了一課
南方週末：西方漢學家或普通讀者對於寒山的理解是否存在錯位？
譚夏陽：會有偏差。寒山當時傳過去是因為剛好遇到了舊金山的現代詩歌運動，提倡像垮掉派這樣的形象。他剛好碰上了，否則有可能王維比他更加厲害。那種流浪漢、很頹廢、叛逆主流的形象出來，被他們擺在神壇上，寫了好多關於他的小說，用到了這樣一個形象，他就被神化了。
寒山在國內的形象其實很尷尬。你說他是出家人，他又不是出家人，他沒有剃度，沒有正式進入佛門。他又喜歡標榜自己，想把自己抬得很高，但問題他在正統的系統裡是不被認可的，所以很尷尬。因為他在那個時代寫“白話詩”，除了宣傳佛法這一面，沒有辦法被整個主流文化接受。白居易已經夠白話了，但他比白居易更加淺顯，有點遊戲化，像現在的口水詩的感覺了，這樣的話他是不被認可的。
當他去到國外之後，就火得不得了了，成了一代宗師，地位很高，我們現代的國人大吃一驚，確實沒有想到，和在國內形成一種差異化的評價。
這在傳播史上是一個特例。就算李白剛開始不被認可，後面慢慢也會經典化，跟在國內的地位差不多，杜甫也類似。寒山確實影響了美國的詩人，還有一代青年讀者。
南方週末：在西方人心目中，有沒有一個頭號中國詩人，比如李白？
譚夏陽：不一定是李白。它是一個群體，隨著不斷的翻譯、發掘，整體都遷移過去了。比如有一些女性詩人，李清照這些，其實很多人喜歡。
經過美國詩人王紅公對杜甫的翻譯，許多人才辨認出杜甫的偉大。圖為位於成都的杜甫草堂。（視覺中國圖）
南方週末：他們也存在類似國內李杜之爭這樣的討論嗎？
譚夏陽：這個反而沒有。只有區域性的，韋利覺得白居易應該比李杜更加厲害。杜甫跟李白是不同時代傳過去的，有大概四五十年的時間差，李白大概是1910-1920年代傳過去，那個時代大家已經認識了李白，但還不瞭解杜甫。
到了1950年左右這個時間段，王紅公把杜甫推過去之後，大家才發現他作為詩人的深度。這給了美國詩人很大的震撼，覺得我們也可以這樣處理痛苦，當一個人面對痛苦，他如何消解、處理它，如何把它變成文字，定格下來，就覺得他非常了不起。在這個層面上，杜甫好好給美國詩界上了一課。
南方週末：不論寒山還是謝靈運，在譯介過程中，他們自身及其作品被挖掘出很強的現代性，而你提到，中國詩人在將古典詩歌重新翻譯成現代的漢語詩歌時，卻很少能做到這一點，為什麼？
譚夏陽：畢竟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讀古典詩歌，自以為理解得很透徹了。其實這種透徹要用更加現代的語言來談論，很多人做不到，一些國外的翻譯家在反而做到了。
現代的中國詩人把古典詩歌重新翻譯成現代的漢語詩歌，往往是失敗的，在於他沒有將它的現代性放大，或者把古典的東西放在現代場景之下，重新翻譯出來。這就是現代性的處理不夠好。
對中國詩歌，很多西方讀者沒有時代觀念
南方週末：在西方譯者眼中，中國詩並沒有今古之分，翻譯後呈現的都是現代詩形式。那在詩歌的內容上呢？比如，古人的生活與我們的存在差異，在翻譯的過程中，這種差異似乎被大幅減弱了？
譚夏陽：對，它也需要處理的，當然會有一些保留，就看這個度在哪裡，有可能一首中國古詩（翻譯）過去之後，完全變了，都是現代詩。
很有趣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詩歌（翻譯）過去，在別人眼中是非常優秀的存在，但讀者是沒有時代觀念的，都覺得他就是一個現代的詩人，比如李白就有可能生活在中國一兩百年前，不會有他是唐朝人的概念。唐朝在外國人眼中是一個很扁平的時間觀念，這裡有文化差異，他們可能把唐朝、宋朝、明朝給抹掉了，覺得都是死掉不久的一批人。
很多中國讀者會覺得這幫翻譯家有些是亂來，我個人觀點是人家有處理的權利，誤讀也是很正常的一種現象。另外，如果在誤讀當中推進了文化的傳播，或者誤讀了之後，這首詩還是一首更加好的詩，為什麼不接受呢？
同時，中國讀者不能把中國的詩人變成只是自己的，而要放在世界的範圍裡，它是全世界人類的財富，這種文化財富大家都可以共享，都可以研究。
南方週末：忠實於原詩還是更有創造性的譯詩，在實際的海外傳播中，兩者的接受度相差很大嗎？
譚夏陽：相差很大，他們更喜歡有創造性的。因為有創造性的（翻譯）會貼近讀者，你可以說他譁眾取寵，但這種創造性更加會考慮到當下的、本土的文化，做了一些改動跟移植，更加好看了。所以他們會喜歡龐德、王紅公的翻譯，都不是百分百貼近原著的，跟原著有距離，但他們懂得創造。必須要活起來，非常靈活，非常巧妙。
南方週末：西方詩歌翻譯為中文作品，翻譯的創造性是更小還是更大了？
譚夏陽：它分不同的時代性。1930-1940年代有一些詩歌翻譯過來，後來又有很多不同的譯者重新把它翻譯一遍。當時翻譯過來已經夠用了，但現在看回來，那種翻譯是很有問題的，有可能失效了，更加呆板，或者更加抒情性，更加凸顯那個時代，所以必須要更新。
像龐德、王紅公這樣一些大家真的是了不起，能夠這樣投入進去。國內早期的一些翻譯家也做了好多工作，我們一直受惠於這些翻譯，繼承了某種現代性。但如果把輸出跟輸入對比，可能還是不一樣，很難做完全的比較，這是一個大工程。
南方週末記者 朱圓
責編 李慕琰